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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体验吸引患者“云就医”******

　　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多地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平台作用，创新方式方法，积极为患者提供开具治疗处方、送药上门、心理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便利群众就医用药。(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网上挂号、远程问诊、买药咨询……随着“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延伸与拓展，足不出户即可寻医问药逐渐演变为现实。加之疫情影响，不少医院拓宽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积极开展心理咨询、送药上门等贴心服务，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方便老百姓就医。例如，广东省全省三甲医院已全部开设互联网医院，仅在2022年12月12日至31日期间就服务124.68万人次，日均服务6.24万人次。

　　互联网医疗雨后春笋、渐成蔚然。从单个医疗系统看，创新医疗应用和医疗服务方式，其实是拓展了实体医院的辐射圈，医疗服务的范围拓宽了、精度加强了，效率也随之提升了。放眼全国，各地区积极推动互联网医院建设与投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体系，对解决医疗资源紧缺和分配不均衡等问题确有裨益。最重要的是，云就医、云服务的出现，打破时空壁垒，有利于缓解百姓看病难、就医难的民生难题。

　　虽然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呼吁加大对互联网医疗的建设投入，但服务规模小、服务质量一般以及公信力欠缺依然是各个“云医院”的痛点难点。比如，如果没有专业人员介绍，很多人并不了解正规医院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也不清楚一些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服务特色，因此在有求医需求时，要么选择线下实体医院，要么投向商业化的医疗服务平台。还有一种情况是，大部分互联网医院医保报销范围仅限本省患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患者选择互联网医院的空间。

　　要解决这些痛点难点，互联网医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提质增效”这一方向是对的，要坚持下去。一方面要“提质”，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并均衡布局。在此前提下，更新设施设备，提高技术水平，充分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则要“增效”，发挥高水平医院的规模效应，推进分级诊疗，优化就医流程，创新就医方式，为患者创设更好的就医条件和服务，破解百姓就医难题。　　　 (庹亚男)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